周敦颐（1017—1073年），字茂叔，号濂溪，世称“濂溪先生”“周子”，是宋明理学开山鼻祖，北宋著名哲学家、文学家、教育家。

　　北宋大中祥符年(1016年)，湘楚道州(今湖南道县)人周辅成考取进士，是年被委任为广西贺州桂岭县县令。第二年，即北宋天禧元年(1017年)，周辅成县令的夫人郑氏在县衙中生下一儿，取名敦实，字茂叔，后因避宋英宗皇帝旧讳而改名敦颐。

　　周辅成为官开明勤勉，在桂岭掌政多年, 深得百姓拥戴。儿子周敦颐受家庭熏陶，常年耳濡目染，从小便喜爱读书，加之天资甚慧，过目成诵，在家乡桂岭颇有名气，人们都说他“志趣高远，博学力行，有古人之风”。周敦颐出生于桂岭荷塘边，整个童年和求学阶段都不曾离开荷塘，由此对莲花情有独钟。

　　“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……”在千古名篇《爱莲说》里，他笔下的莲花形象，是儒家历来提倡的无贪欲、不奢求、洁身自爱的“士君子”形象。家乡后人为纪念这位在贺州桂岭诞生的“爱莲者”，在桂岭立有“周子祠”。

　　周敦颐入仕后第一个官职是分宁主簿。有一个案子久决不下，他到任后，“一讯立辨”。这引起了当地人的惊异：“就算是老吏都做不到啊。”很快被推荐做南安军司理参军，即主管政法的军州级官员，他“为政精密，务尽道理”，因公正执法在南安军和政界获得很高的声誉。

　　当时，有一个犯人依法本不该判死刑，但周敦颐的顶头上司转运使王逵却要定其死罪。王逵为人严厉、武断，下属官员无人敢提出异议。但周敦颐却挺身而出，与王逵争辩。王逵不听，周敦颐当即扔下笏板回了家，打算辞官而去，说：“像这样还能做官吗？用杀人的做法来取悦于上级，我不做。”王逵明白了过来，囚犯得以幸免。后来，王逵还推荐他升官做郴县县令。

　　周敦颐一生大多任监察官，从事办案。他到桂阳、南昌任县令，富家大姓、黠吏恶少，闻其名声，为之收敛。他的官做得不大，但敢于说话，刚直不阿，在众口交攻的情况下，仍我行我素。连当时与包拯齐名的赵忭听了对他的谮言也一度误解，对他很严厉。但赵忭也是个正直的人，周敦颐当虔州通判时，赵忭正好为该州太守，认真地调查了周敦颐的所作所为后，大悟，拉着周敦颐说：“吾几失君矣，今而后乃知周茂叔也。”后来，赵忭推荐他当了广东转运判官（相当于现时的厅级纪检书记）。

　　周敦颐一生为官清廉，始终恪守着儒家君子的道德标准。北宋中叶吏治腐败、贪腐盛行，而周敦颐为官30余载，没有随波逐流、同流合污，始终按照自己提出的“明通公溥”“公于己者公于人”的原则办事，从不为自己谋求私利。他为官崇拙去巧，立诚立信，以廉判明断著名，一生辗转多地劳累奔波，却并不感觉苦；尽管铁面无私，堵住了一些官员谋私的途径，但他一生没有公敌，也无私仇，真正做到了“官清赢得梦魂安”。

　　据《周敦颐年谱》载：“先生素贫，初入京师，鬻其产以行”。《濂溪先生墓志铭》也有记载：至和元年（1054），周敦颐任江西洪州南昌知县，得了一场大病，同僚潘兴嗣去看望他，见他所有家中衣物，只能装满一个破箱，“钱不满百”。此时周敦颐已经为官10余年却家无余财，真可谓是一身正气，两袖清风。

　　熙宁三年（1070年），周敦颐任广南东路提点刑狱。在巡按端州时，他发现知州杜谘利用职权，滥采著名的“端溪砚石”，与民争利，百姓怨声载道。周敦颐上报朝廷，争得朝廷正式下令限制端州官员仅可取砚石二枚。禁令一出，贪风顿息，百姓欢呼雀跃。

　　周敦颐虽淡泊名利、安于清贫，但对待亲朋旧交却极讲道义，他的俸禄，常用以周济贫困的族人、朋友。到了晚年，他甚至连稀饭都喝不上，也无钱回归故里，只能定居九江庐山。

　　周敦颐不但廉洁为官，而且廉洁治家。他曾自诗云：“芋蔬可卒岁，绢布是衣食，饱暖大富贵，康宁无价金。”他崇信好义，“以名节自砥砺”，平生不慕钱财，爱谈至理，他认为“君子以道充为贵，身安为富”。

　　他经常告诫家人：钱财身外物，够用即可；房舍遮风雨，够住就行。正是周敦颐的清廉治家，从严教子，他教育的两个儿子都高中进士，长子官至司封郎中，次子为徵猷阁待制。

　　根据周敦颐治家思想总结出的《周氏家训》基本内容皆为弘扬清、正、和之精神，其中的“规行矩步”“立身厚道”“尊老爱幼”“出仕为宦，官清吏瘦；摄职从政，报国为民”等，皆体现了“爱莲”文化的精髓并教化了历代后人。周氏子孙一代代恪守周敦颐为子孙定下的规矩方圆，使后人中为民者“积德、行善、慈爱”；为官者“兴农事、重教化、救良民”。

　　《爱莲说》是周敦颐“胸怀洒落，如光风霁月”光彩一生的真实写照，成就了一段千年不朽的动人佳话。千年来，人们对《爱莲说》传唱不绝，是内心深处对美好精神世界的向往，对高尚品格的追求。如莲花般高贵的君子之风亘古弥新，业已成为一种道德流传、官德示范、文化延续，渗透到中华民族血脉里，香远益清，流芳百世，代代相传，烛照未来！（贺州市纪委监委综合整理）